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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狂飆》導演徐紀周:不是單純的警匪故事,而是從中勾勒時代
解碼《狂飆》
導演徐紀周:不是單純的警匪故事,而是從中勾勒時代
2月1日,掃黑劇《狂飆》收官。
作為首部以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的影視作品,《狂飆》自開播以來拿下收視、口碑雙豐收的好成績。
不同于以往掃黑劇,該劇選取2000年、2006年、2021年三個時間節(jié)點,在正敘、倒敘交叉的龐大敘事中,講述以安欣為代表的正義力量,與黑惡勢力及其“保護傘”跨越二十年的激烈較量。
“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,反映了我們國家、我們黨刮骨療毒、自我革新的決心!1月31日,《狂飆》導演、編劇徐紀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說,“《狂飆》其實是描摹這20年中國經(jīng)濟社會高速發(fā)展、狂飆突進的時代。京海這座虛擬二線城市20年的巨大變化,才是隱藏在這部戲背后的最大主角!
徐紀周畢業(yè)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,2000年起從事電視劇創(chuàng)作,曾創(chuàng)作《中國刑警》《打黑風暴》《狙擊》《永不磨滅的番號》等眾多經(jīng)典作品。
創(chuàng)作初衷
“不是一個表面單純的警匪故事,而是希望能從中勾勒時代”
新京報:前幾天你接受采訪時說,“《狂飆》是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一部戲,它完成了我多年以來的夙愿。”為何這部戲在你創(chuàng)作生涯中分量這么重?
徐紀周:我一直有個“野心”,就是講一個時間維度比較長的警匪故事。它不是一個表面單純的警匪故事,而是希望能從中勾勒時代,把我從大學畢業(yè)到現(xiàn)在20年我所經(jīng)歷的時代之變、我對人性的感悟都揉進去,這是我最熟悉、感觸最深的領域。
2019年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接近尾聲時,我收到邀約,就很快答應了。這是首部以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的影視作品。為什么叫《狂飆》?其實是描摹這20年中國經(jīng)濟社會高速發(fā)展、狂飆突進的時代。
這部戲有安欣、高啟強這兩大主角,背后涵蓋了從官員到基層百姓形形色色的人物,構成了一個鮮活社會,這是一條線。但京海這座虛擬二線城市20年的巨大變化,才是隱藏在這部戲背后的最大主角。
京海是過去20年中國內(nèi)陸城市發(fā)展的一個縮影,包含的內(nèi)容非常豐富。我把我們認知的社會生態(tài)、權力架構、基層政治生態(tài)等等,都盡量放進去了,大家覺得比較新鮮。我和編劇朱俊懿都是北方人,原來的故事中京海更像一個二三線的北方城市。但在取景過程中,為了能展現(xiàn)三個時代的特點,同時在視覺上與以往作品區(qū)分開,我們一路走到了廣東。作品中穿插了廣東的風土人情、民風民俗,給戲增加一些亮點,F(xiàn)在出圈的腸粉、餃子、豬腳面等,都是廣東地域特色,觀眾也抓住了這些點。
新京報:這部戲的內(nèi)容呈現(xiàn)時間跨度20年。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時間跨度?
徐紀周:20年的時間跨度,如果完全拉長的話戲就容易碎。我就把一部戲當三部戲來拍,選擇了2000年、2006年、2021年作為時間節(jié)點,這三個階段有代表性,讓我有一個非常充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成長和人性的復雜。
第一階段是世紀之交的中國發(fā)生了兩件大事,中國加入世貿(mào)組織和申奧成功,這一時期我國治安環(huán)境較為復雜。我當時拍公安紀實片,看案例觸目驚心,但主要是好勇斗狠的暴力犯罪。這個單元的代表是徐江,比較張揚,好勇斗狠,像港片中的古惑仔。全世界也這樣,經(jīng)濟高速發(fā)展必然伴隨著社會治安問題,遇到問題草莽對草莽,用粗暴手段解決。
第二階段是2006年一系列土地調(diào)控政策出臺,這一時期頻發(fā)案件的特點之一是鉆土地調(diào)控政策的空子,從中尋找縫隙、攫取巨大利益。那時的極端犯罪大多與拆遷有關。這個單元設置莽村拆遷事件,是很多城市城鎮(zhèn)化的縮影,從村委會到拆遷公司再到基層執(zhí)法隊伍,各方利益犬牙交錯。通過莽村拆遷告訴大家為什么黑惡勢力能形成,為什么掃除黑惡勢力那么難。
第三階段就是2021年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、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工作的開始。
這三個時間節(jié)點,既有宣傳上的考量,也能夠反映出不同時期社會環(huán)境治安工作的特殊性。
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
“反映了我們國家、我們黨刮骨療毒、自我革新的決心”
新京報:你認為這部戲最大的社會意義是什么?政法部門是如何支持的?
徐紀周:作為一部講述掃黑除惡和刀刃向內(nèi)的政法題材劇,我們展示社會灰色負面的東西可能比其他戲比重會大一些,因為要讓大家明白黑惡勢力從哪里來,為什么要終結它。這可能是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,超越了它的商業(yè)價值。
中央政法委給了我們很多卷宗,也帶我們做了很多采訪。前期已經(jīng)有掃黑除惡的戲播出,為了避免重復,最終定調(diào)以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來創(chuàng)作。這部戲劇本打磨比較長,2021年9月26日開機,2022年1月18日殺青,其實劇本一直寫到2022年1月5日,邊拍邊寫,邊寫邊改,就是要講清楚為什么僅靠一輪掃黑除惡,是掃不干凈黑惡勢力的,為什么掃黑除惡要常態(tài)化。
從世界范圍來看,黑惡勢力都是鉆著社會制度的空隙往上長。前邊砍掉一波,下一波“小草”只要有空間就會死灰復燃坐大成勢,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!比绾味沤^?只能是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。
最開始對高啟強的設定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一開始就把他打掉了。既然講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,就對他在第三階段的犯罪設置更為隱蔽。我們了解到的黑惡勢力犯罪手段,在他身上都有體現(xiàn)。比如,他通過建幼兒園、養(yǎng)老院,拉攏腐蝕基層公務員和退休干部;幫助舊廠街的鄰居解決孩子上學、老人生病住院等問題,口碑很好,但作惡手段都扔給了唐小虎、唐小龍,出了事就與他們切割,給自己洗白。
這樣觀眾就認為很合理。強盛集團黑惡勢力這么強大,為什么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沒有打掉,要到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后打掉?這就牽出背后的“保護傘”。掃黑除惡,“保護傘”不是說打掉就能打掉的。片頭有個鏡頭,一把傘下面的樹盤根錯節(jié),犬牙交錯,連根拔起很不容易,必須深挖才能挖出整個體系。所以說,掃黑除惡常態(tài)化,反映了我們國家、我們黨刮骨療毒、自我革新的決心。
尺度把握
“一定要共情,讓大家相信這就是我們身邊的事情”
新京報:這兩年掃黑除惡題材頻出,這部戲是如何拍出新意的?
徐紀周: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,很多案例對我們開放;另一方面,從中央政法委的相關領導到我們創(chuàng)作者,都在追求精品,要人無我有、人有我精,這是創(chuàng)作自覺。從我個人來說,我一直想講述一個以兩個人物命運為主線、時間跨度20年的警匪故事,把我20年的沉淀寫出來,這不會受題材和外界影響。
新京報:共情是這部劇的一大特點。你怎么看戲劇創(chuàng)作與現(xiàn)實之間的關系?這種尺度是如何平衡把握的?
徐紀周:我們嚴格遵循傳統(tǒng)的經(jīng)典現(xiàn)實主義原則,核心就是人物具有社會性,讓大家共情。警匪故事本身戲劇性、傳奇性、奇觀性就強,如果我拍攝時一味強調(diào)形式感、風格化,大家會覺得我看的是奇觀劇,看個熱鬧,他不覺得這事跟他有關系。
《狂飆》能有這么大社會反響,還是因為大家相信這些事情、這些人物是能在他身邊發(fā)生、出現(xiàn)的。從類型來說,拍攝掃黑除惡題材跟其他的譬如緝毒題材不一樣,因為黑惡跟民生貼得最近,對民生的傷害也最大。如果百姓投訴無門,直接影響的就是公權力部門的形象。
既然要拍離老百姓最近的黑惡勢力,那所有的人物塑造、從文本到拍攝一定要共情。張譯、張頌文這些演員,有生活閱歷也有這種自覺,他們做到了。
有一次我聽他倆聊天,張頌文說老徐的劇本是挺好的,大開大合地寫,波峰波谷一浪一浪,但中間必須得有血有肉才能讓人覺得這事兒不假,我們在戲里要做的就是把戲劇沖突特別大的部分,把血肉填充上。他們倆做得很好,很多戲來回拍好幾遍。
新京報:你最喜歡劇中什么戲份?
徐紀周:安欣和高啟強在劇中所有的吃飯戲,我認為最精彩。從兩人第一次見面吃餃子,到最后安欣給高啟強送斷頭飯。
現(xiàn)實中,黑老大拿槍指腦袋、把人摁在地上的極端情況很少見。中國人情社會正常的生活狀態(tài)就是有事情了坐下來談,在飯桌上解決問題。吃飯永遠不是為了吃飯,吃飯永遠有其他目的。目的不一樣,吃法不一樣,表一層淺一層的意思也不一樣。這部戲,安欣和高啟強的警匪對抗沒有簡單粗暴的槍頂腦袋,都是一場場飯吃出來的,但每頓飯吃得都驚心動魄。這是中國人情社會的交往交流方式,但大家看的都是吃飯之外的玄機。
人物設定
“有高啟強的映襯,才能知道安欣堅守初心多么不容易”
新京報:安欣和高啟強,一警一匪,你怎么看他們的選擇?
徐紀周:有影評說,“安欣是法治社會的代表,高啟強是傳統(tǒng)的利用人情社會的代表,他們兩個的沖撞也是法治社會和人情社會的沖撞!蔽艺J為寫得很好。
安欣即“安心”,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。高啟強是機會主義者,他會抓到他能接觸到的所有資源、人脈,無限放大化,不斷給自己找機會。在人情社會,他這樣的人如魚得水。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,把人情社會的這一套放到城市是行不通的,城市必須按秩序、體系、法治和公平的原則才能有機運轉起來。
他們是經(jīng)典古希臘戲劇精神的寫照,兩人的人生充滿宿命感,充滿巨大的戲劇性逆轉。兩人命運互相映襯,屠龍少年最后沒有成為惡龍,惡龍本來就是這樣。命運這東西到了一定歲數(shù)自我體悟,就是不可知性和偶然性,這是古希臘戲劇精神的核心。
到最后,安欣還是安欣,高啟強還是高啟強,根源還是他們的性格使然。安欣與高啟強相比較,他有更多的資源,可以為所欲為,可以有其他不同選擇,但他為何還是堅守初心?我覺得還是他骨血基因里的善良、正義感,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。
新京報:安欣現(xiàn)實中有原型嗎?
徐紀周:沒有原原本本的原型,但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很多的,安欣集中了優(yōu)秀干警的所有品質(zhì),比如忠誠、擔當、善良等,F(xiàn)實中的理想主義者,相較于安欣,有些過得更不如意。
我們接觸到廣東一政法干部,34歲滿頭白發(fā),跟安欣一樣“軸”。掃黑跟緝毒一樣,很殘酷,對方會利用你所有軟肋制約你。所以我們設計安欣是孤兒、未婚,沒有家庭,我們屏蔽掉他所有的軟肋。如果不這樣,以高啟強團伙的勢力一定會把你這些軟肋全打掉,攻破你所有的防線。
我們了解到一個真實案例,這位政法干警從不收禮,很本分工作,但媽媽得疾病要進ICU做手術,醫(yī)院告訴他沒床位了,排隊吧!這幫人知道了,打個電話,院長直接過來說趕緊進ICU病房,下周馬上安排手術。不做手術媽媽就沒了,正常人怎么抉擇?作為一個法律捍衛(wèi)者怎么抉擇?我們?nèi)绾巫鲞@道選擇題?一旦建立關系,交往越來越深,關鍵時刻,他們說這事你拉我一把,作為政法干警,你幫不幫?這是很殘酷的社會現(xiàn)實,拷問著我們每一個人。
所以,安欣是赤裸裸的安欣,是純粹的、孤獨的安欣,是有一種殉道精神的安欣,我們砍掉了他的所有軟肋,不這樣做安欣撐不了20年!他的徒弟陸寒,按安欣的方式去演練,被黑惡勢力滅口了。必須有安欣這樣的人物才能讓這個戲立得住。
但我把我們了解到的黑惡勢力拉攏腐蝕政法干部的所有手段,放在了安欣身邊人身上,包括曹闖、李響、張彪、孟德海,讓大家引以為戒。
新京報:怎么看高啟強這個角色?
徐紀周:很多觀眾喜歡這個角色,因為他是一個很強的功利主義者、機會主義者,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欲望,大家?guī)е綇娦膽B(tài)去看。高啟強深諳人情社會、中國基層生態(tài)的所有法門和人性的所有弱點,有高啟強的映襯,才能知道安欣堅守初心多么不容易。
新京報:劇中不同職位的人,說話各有特色。對于官場語言,有特別考慮嗎?
徐紀周:話永遠不能直著說,點到為止。比如趙立冬的秘書跟高啟強說,現(xiàn)在有好多人給領導找麻煩,你要是能解決領導的麻煩,領導也能解決你的麻煩。高啟強把這話點破了,秘書就說“我什么都沒說,我開玩笑逗你呢!”感覺什么都說了,又什么都沒說,你自個猜去。他們有自己的話語體系,劇中我們盡量往淺白了說,但我希望每個階層不同人物各自特點,每個生態(tài)都能展現(xiàn)出來。這批老戲骨現(xiàn)實生活中接觸得多、觀察得也多,塑造官員形象很自然。
好作品標準
“好作品一定是對當下的時代社會生活有所描摹”
新京報:20年前你拍了《打黑風暴》,時隔20年拍同題材《狂飆》。有哪些不同?
徐紀周:從個人心境來說,現(xiàn)在回望,我就像劇中開篇的白發(fā)安欣望著游泳池,回憶20年前他還是一個青澀的刑警在撈尸;高啟強回到舊廠街菜市場,看到鄰居買魚回家給兒子做飯,一個穿著打扮跟他一樣的小魚販在高聲叫賣,他走過去看看自己當年的那把躺椅。
往大了說,“打黑”“掃黑”一字之差區(qū)別很大。當時的打黑基本上就是打擊街上地痞流氓,像《征服》中囂張跋扈的劉華強。劉華強如果沒有被打掉,今天可能就是高啟強。高啟強與權力越近、越往上走越隱蔽。這可能就是20年的變化吧。
新京報:《狂飆》熱播,《孫子兵法》脫銷。你如何看這一現(xiàn)象?
徐紀周:我最開始安排讓高啟強讀《窮爸爸,富爸爸》。我印象特別深的是2000年,我們宿舍好多人在看《窮爸爸,富爸爸》,就講怎么發(fā)財?shù),是當時的暢銷書,張譯也建議這本書。后來道具沒找著,我說那高啟強就主要看《孫子兵法》吧,F(xiàn)在這本書脫銷了也挺好的,這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經(jīng)典。
新京報:《狂飆》收官,你覺得達到預期效果了嗎?
徐紀周:遠超預期。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去拍這樣的題材,我希望除了給大家留下一個精彩故事外,還要經(jīng)得住時間的檢驗。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去觀察,好作品一定是對當下的時代社會生活有所描摹。我也想給其他創(chuàng)作者一點啟發(fā),把故事講得更深更廣,讓未來的人看到中國這一特殊階段的時代特色、社會土壤和人生百態(tài)。
新京報:下一部劇會拍什么?
徐紀周:還是拉開時間維度,講一部關于諜戰(zhàn)題材的時代三部曲。
新京報記者 何強